黄秉伟为中国探索地球

享未来地理知识网

竺可桢(左二)、黄秉伟(左三)实地考察

黄秉伟《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手稿

改革开放后中国地理代表团访问美国

1992年,黄秉伟(左二)视察华南地区

黄秉伟(1913年2月—2000年12月),广东惠阳(今惠州)人,地理学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奠基人。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院士),1964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曾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水利部顾问资源。 美国地理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荣誉通讯会员、国际山地学会顾问。 1996年获国际地理联合会特别荣誉奖。 1997年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

他主编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是一部详细、系统的国家自然区划专着。 参与制定国家基础学科十二年发展愿景规划。 建立北京市农业生态系统实验站。 编制了我国首张1:400万水土流失区划图和黄河中游水风侵蚀程度图。

长期致力于中国资源环境研究,涉及中国综合自然区划、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与保护、地表热湿平衡、农业自然生产潜力、水利等华北农业发展、边坡改良与利用、森林效应准确估算、全球环境等。 他在变化及其影响、地球系统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学术思想不断指导着中国地理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1913年2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县

●1918年,入惠阳林荫谷学堂

●1928年考入中山大学预科乙部(科学农工医药部)

●1930年,升任中山大学理学院地理系

●193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考入北平地质调查所研究生

● 1938年至194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任讲师、副教授

●1942年至1949年在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室负责区域经济研究

●1949年—1953年,历任南京市生产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工业部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东财政经济部工矿普查组组长委员会

●1950年至1953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室副主任

●1953年至2000年,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代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6年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地理学报》主编

●1964年当选为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

●1979年当选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2000年12月8日在北京病逝

2000年是黄秉伟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一如既往忙碌的一年。 学术秘书杨勤业的笔记本上记录了黄秉伟当年的工作安排:

1月,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电视电影; 2月,同意撰写“百位院士”系列科普书籍并审阅提纲,对“加快推进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提出倡议和建议; 3月,以顾问身份参与“正确估计森林的作用”项目;4月,参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创新项目评​​估……

除了这些任务,黄秉伟最怀念的还是他发起并主持的“陆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项目。 尽管戴上呼吸机后无法说话,黄秉伟还是写下了“杨勤业同志请来谈”的字条,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87岁的老人仍然一心一意地拓展新的“疆域”,引导中国地理学的新方向。

2000年12月8日,听着亲友、晚辈的轻声呼唤,躺在病床上的黄秉伟已经无法睁开眼睛,只有泪水从眼角流下。

时间追溯到70多年前。 在广东省惠阳县的一所私立学校里,8岁的黄秉伟听到老师背诵“华夏皇帝即将为奴,国家日新月异”时,泪流满面。 ” 整个脸。 为中华民族国家探索地球真相,一颗科学救国的种子在少年心中萌芽,它将悄然改变中国地理学的未来走向。

探索前进的道路

1928年,年仅15岁的黄秉伟考入中山大学预科。 他本来想学化学,但当时报纸上频频刊登外国科学家来华考察的新闻,这让他痛苦地思考“为什么中华民族不研究祖国的山河”,于是他转而进入了新化学系。设立地理系。

当时的中山大学地理系是中国最早传授西方地理思想的基地之一。 在这里,黄秉伟如饥似渴地听课、读书、参加田野实践。

然而,经过四年的学习,黄秉伟渐渐感到“当时的地理学理论太模糊,方法手段太落后,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才能做出贡献”。科学理解或实际应用。” 。 因此,虽然他以高分论文毕业,进入了北京地质调查局,但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在他看来,中国地理是一座“待建楼”,他正在苦苦思索“苦干”的方法。

在中国,地理是一门古老的知识。 《水经注》、《山海经》、《徐霞客游记》等古籍记载了中国古代地理知识,是传统文化瑰宝。 然而,从地理学的发展来看,直到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地理学还处于描述性阶段,距离科学范式还很远。

在地质调查所,黄秉伟在丁文江、翁文浩等人的指导下,到各地实地考察,了解我国矿产、土壤、植物、土地利用、农村社会经济等知识。 他主编的《中国地理》首次比较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我国气候、土壤、植被、地貌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黄秉伟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将筹建地理研究所。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力邀黄秉伟出任筹备处主任,并兼任主任。 在他看来,黄秉伟不但学术造诣深厚、学术威望高,而且没有卷入当时地理界的宗派纷争,是担任所长的最佳人选。 然而,深知自己“从来不知道或不愿意管人、管钱、管事”的黄秉伟在多次回信中都表示“不肯考虑”,最终还是听从了竺可桢的一再坚持。

1953年,40岁的黄秉伟正式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理研究所)。 正是在这里,他的学术思想真正开始改变中国地理学的面貌。

探索合成途径

1978年,农业专业的王宏考入地理学院,成为黄秉伟的弟子。 在深入了解导师的学术思想后,王宏明白了导师招收他这个“地理学门外汉”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黄秉伟提出地理学需要“抛弃表面事物”,走向综合,改变传统地理学注重描述、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弱点。 他主张吸收数学、物理、化学知识,并结合观察、分析和实验等技术,成为一门实验科学。 他在学科规划中提出了地理学发展的三个新方向,努力改变中国地理学的落后局面。

黄先生并不满足于像徐霞客那样仅仅满足于传统地理学的到处观察和记录,他提出了自然地理学发展的三个新方向——地表热量与水的平衡;化学元素的迁移与转化;生物与生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地理学不仅要研究区域分异,还要研究地球表面系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只有这样,区域分异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有科学依据,同时有利于解决资源、环境、生态问题。” 王宏说道。

为此,黄秉伟牵头建立了水地貌、孢子花粉、坡度、化学分析等一系列实验室,以及野外定位观测站和实验站。 “既然农业是中国地理学的首要服务对象,黄先生一直在思考和论证,一直坚持不懈地呼吁建立农业生态系统实验站。有农业背景学地理的人并不多。这个大概是黄老师的收获,大概也是我当学生的原因之一吧。” 王宏说道。

1984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要理解全球变化的重大问题,需要整合相互关联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 这与黄秉伟1956年提出的三个方向不谋而合。

我国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比发达国家早近30年。

“中国地理学界沿着黄先生确定的研究方向,一直走在世界相关科技领域的前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黄秉伟的学生、研究员唐登银在纪念文章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以来,诸如国际水文十年、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变化、荒漠化等在国际上层出不穷,中国地理学界对此并不陌生,能够从容应对。在中国生态、资源、环境、发展研究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黄先生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感谢。如果自然地理学停留在事实和现象的机械叠加,停留在表面的定性描述,面对面对复杂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我们将束手无策。”

探索实践方法

黄秉伟特别注重地理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的结合。 他为地理所定下的基调是为农业服务,这给地理所乃至整个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的综合自然区划工作。

自然区划是自然地理学的基础,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有大量废物等待处理,人们热情高涨。 但由于缺乏科学认识,许多地区为了增加产量,盲目引进品种、开垦土地、改革耕作制度。 例如,一些只能种植单季水稻的地方已经种植了双季水稻。

1956年,在黄秉伟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进行了我国最大规模的区划工作,邀请了气候、土壤、植被、地貌、水文等专业的专家参加。 当时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大幅地形图,各界专家围拢过来热烈讨论。 黄秉伟耐心听取各方意见。

三年后,黄秉伟主编的第一部《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完成。 此前,中国橡胶非常短缺。 据此,人们找到了橡胶北移的基本界限。 以此为基础,橡胶在云南部分地区试制成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效益。 这只是自然区划工作带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一个小例子。

黄秉伟时刻关注和思考国内外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让他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洞察机遇。 早在20世纪70年代,黄秉伟就开始关注温室气体变暖乃至全球环境变化问题。 他多次呼吁,建议将其纳入地理研究所的研究计划。

黄秉伟认为,地理学家应该更多地了解经济和社会。 即使80多岁了,他仍在阅读经济学等书籍,思考信息时代地理学的新发展,致力于推动中国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1996年,83岁的黄秉伟发起并组织了“陆地系统科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会议,推动相关研究进展,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时至今日,中国地理学仍然沿着黄秉伟领导的方向前进。 在许多纪念文章中,黄秉伟被誉为继竺可桢之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一面旗帜”。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在悼念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国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剧烈的变化,给地理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和现实问题。 “如果我们牢牢掌握黄先生的教诲,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

记者手记

采访中,当我听着黄秉伟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时,脑海中不断闪现的一个词就是“纯粹”。

他科学报国的信念是如此纯粹。 由于家里经济拮据,黄秉伟原本想按照父母的意愿去邮局或海关报考,谋一份“铁饭碗”。 然而,当得知这是一个受外国控制的国家机构后,他“决定放弃”。 战争期间,他向母亲立下誓言:“国家一旦灭亡,我的儿子绝不会孤单生活,而是为国而死。”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目标进入中山大学地理系,并终生矢志不渝。 他的信条是“顺其自然,不碰运气”。 面对中国地理发展的困难,他问自己:“我应该为同学、为国家做些什么?” 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他兴奋地说,他要把自己的64岁当作46岁。 为了尽可能多地完成工作,他常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累了就在办公室沙发上睡午觉,饿了就吃酱油拌饭。

他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晚年的黄秉伟仍然遗憾自己的工作“进展得很慢”。

他对知识的追求是那么纯粹。 黄秉伟有一个“光荣称号”——“两条腿书架”。 在黄秉伟孩子们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睡得很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书。 新书抵达中科院图书馆,借阅栏的第一名始终是黄秉伟。 无论是开会、出差还是宴会,他都要背着一大袋书。 杨勤业记得和黄秉伟一起去广州出差。 黄秉伟带来的书占了半张床,而他只睡了半张床。

他的淡泊名利是那么纯粹。 黄秉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 几年后,他自愿辞去这个职务。 他这样对孩子们说:“有很多事情我不明白、不理解,我怎么能反对和支持呢?” 1995年,黄秉伟被授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荣誉通讯院士,英国邀请他出席英国女王的授予仪式。 但黄秉伟认为单纯领取证书并无学术意义,因此婉言谢绝,并请英国同事代为领取。 但当中科院图书馆邀请他参加新图书馆奠基仪式时,黄秉伟二话不说就高兴地参加了。

他对于自己的感情是那么的纯粹。 当学生结婚时,他主动招待并祝贺。 1997年,女儿黄伊萍的丈夫病重。 接下来的几年里,黄秉伟多次在街上行人车辆稀少的夜晚,独自一人去女儿家探望。 当时他已经八十多岁了,病刚刚痊愈。 每次女儿要送他,他都担心女婿,固执地拒绝。 他拄着拐杖,在月光下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开。 2000年深秋,黄秉伟病重,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 每次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前来治疗和护理时,他都会举手表达谢意。

采访结束,告别黄秉伟的女儿黄一萍、黄永萍时,她们对我说:“写我父亲的时候,不要刻意夸张,要实事求是。” 纯粹,也许对现在很多人来说有点“过时”,但我知道,这种品质仍然在传承和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