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常绪华阳国志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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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是晋代著名史学家。 他编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这部作品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等诸多内容。 它保留了大量详实可靠的资料,是研究中国古代西南地方史的重要经典。 常灿的《华阳国志》自成书以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后世许多史书(如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李应的《益州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大量引用了他的资料,各种目录书籍都对其进行了记录和评论。 但20世纪以前,《华阳国志》并没有专门编撰和研究。 20世纪以来,“华阳果志”研究开始兴起,并逐渐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取得了丰硕成果。 其中,刘琳的《华阳国志校勘》和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勘》是两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促成了本书校勘和研究的繁荣。 此外,学术界还编写了多部翻译注释和研究专着,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 因此,有必要对《华阳国志》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以推动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华阳国志新派笔记》

1.版本源码流程研究

唐宋以前,一切书籍都靠抄写,所以《华阳国志》长期通过抄写流传。 直到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成都知府卢大方才开始刻制《华阳国志》,这是当今所知最早的刻画。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丹陵李氏旧本多有讹误,遂更正,于临邛重刊。 元丰本、嘉泰本早已失传。 明清以来,不少人重印、临摹嘉泰本作为祖本。 时至今日,学者们仍无法全部提及,观点也不一致。

1934年,朱士嘉写了一篇《《华阳国志》版本考》一文,专门论述了《华阳国志》的版本情况。 文中列出宋本2个、明本7个、清本7个、民国本3个,共19个版本。 他依次分析了这些版本,详细论述了它们的起源和继承关系,还在文末附上了“版本起源表”,使《华阳国志》各个版本的起源关系一目了然。 朱的文章是第一篇系统研究《华阳国志》版本的专题文章,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刘林介绍了他在《华阳国志汇编序》中看到的各种版本,共有13种。 他在审阅该书版本时,注重分析该书的特点、优缺点,为本书的使用提供参考。 他还根据校对者的生平事迹对版本进行了评论,其推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正图注》中对《华阳国志》的版本和渊源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他说:“自元丰以来,属于《华阳国志》及《华阳国志》校勘的刻本约有三十种,必有遗漏的。” 他广泛地说。 罗一本尽力收集了以前各个版本的参考资料; 总结了各个版本的优缺点和特点,对各个版本进行了比较和整理; 将《华阳国志》版本划分为两个体系,画出了清晰的“版本本流图”。任氏对《华阳国志》版本渊源的澄清清晰详细,为后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通过对比朱世家与刘琳所列版本,卢淑梅认为,两人所列版本共有24个,其中“明清以来,《华阳国志》重印、抄本甚多,且也比较复杂,一共22种。” 她还一一介绍了云南省图书馆收藏的22个版本的《华阳国志》,其中15个版本是前两者未列出的,值得学术界关注。

此外,赵俊芳研究了《汉魏丛书》中《华阳国志》的演变和格式,还全面整理了从宋代到近代人们对《华阳国志》版本的评论和研究。 台湾人张世昌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华阳国志》的历史记载和版本进行了简洁的整理,特别提到了一些大陆学者没有接触过的版本,并绘制了“版本表”。 万曼露的博士论文《《华阳国志》文献与语法研究》研究了宋代以前《华阳国志》的传播、宋代大片、明代大片与纸币、清代大片与纸币以及现代和当代版本。 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讨论。 这是迄今为止对《华阳国志》的版本和渊源进行的最新、最系统的研究。

总体来说,《华阳国志》的版本虽然较多,但经过学术界的不断努力,大部分版本都已被收集和研究,并且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也得到了清晰的梳理。

2. 校对与翻译注释研究

《华阳国志》刻本虽多,但也有不少错误和遗漏。 同时,本书涉及领域广阔,内容复杂。 再加上时间差距和文字障碍,给普通读者甚至专业研究人员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因此,迫切需要对《华阳国志》进行定论和详细注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出版了两个修订和注释版本和两个翻译和注释版本。

刘琳的《华阳国校勘》1984年由巴蜀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华阳国》校注。 本书以廖因正式版为基础,并参考其他九个版本编辑而成。 如有疑问,应谨慎更正。 “如果原版标题有错误,而原版正确,就按照另一个版本解释即可。如果两个版本都有错误,错误的字词会用小字体和括号标出,并且更正或补充的文字用方体标注。括号内。 刘琳注重史实的注释和考证,同时也注重文本的阐释。 书末还附有地图、失传文献、索引等,以方便读者阅读。 学术界对《华阳国志集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的出版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案头资料,也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读的历史巨著”、“不仅填补了空白,对今后古籍的编纂也有一定的启示。”

任乃强的《华阳国志编撰图》是《华阳国志》编修与研究的代表作。 此书历时数十年,初稿于20世纪60年代完成,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虽然出版时间晚于《华阳国志编注》,但刘林也查阅了《图解》初稿的大部分内容。撰写《校勘注》时“注”。 任乃强编着的这本书,也是根据廖殷题库版编写的,并校对了30多个版本。 他还参考大量相关经典进行校勘、标点、编辑、注释,并补充讨论和图画。 “由于任先生非常熟悉西南地区的地理和历史,并且能够运用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所以他的研究能够综合历史文献、出土资料和现场情况。 ,他的雄辩演讲引人入胜,令人信服。” 本书于1991年获首届国家古籍征集一等奖,1993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此外,曹树杰还发表了两篇文章,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指出了考据中的一些注释错误或遗漏。 罗叶开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华阳国志》中300多条年代难以确定的记载进行了考证,对每条记载的事件、人物、地理进行了考证,并标注了年代。 这些都是任乃强和刘林校对的基础上的更正或补充。

刘林、任乃强等人对《华阳国志》的注释虽然包含文字注释等内容,但选用的词汇量较小,不够系统。 因此,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障碍还没有完全清除。 2007年,王启明、赵静的《华阳国志译注》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华阳国志》全书进行注释和翻译尚属首次。 本书原文根据任乃强派注本。 有的地方参考柳林派注本。 它“重在文字训诂,即传统小学的训诂意义,不重考史实地理”。 “它侧重于单词的含义。” 推而广之,借词清证,可得不少成果。”该译文将直译和意译有机地结合起来,读起来清晰明了。虽然存在一些错误,但对帮助读者有很大作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阅读中的语言和文字障碍问题。

唐春生等人译的《华阳国志》以刘林编注本为基础,同时参考了任乃强编注本。 本书不同于《华阳国志译注》对原文每段都进行注释和翻译的形式。 而是将整本书直接翻译成白话文,并在书末附上原文文言文。 书中还配有大量插图和文字说明,既通俗易懂,又易于理解。

相比之下,刘林和任乃强的两个注本对《华阳国志》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和注释,而且对书中的许多历史、地理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适合专业研究者使用。 王启明、赵静的《华阳国志译注》和唐春生等人的《华阳国志(白话文图解全本)》适合一般读者。

3.语言文学研究

除了上述校对、译注所做的注解和翻译工作外,还有一些研究者从语言文学的角度对《华阳国志》进行了分析。

在语言方面,《华阳国志》中对各种词汇的研究较多。 例如,夏宇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对《华阳国志》全书中的量词进行了详尽的检索、统计和分类,探索了量词的组合规则和句法功能,并与前人、后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期著作,并总结出版了书中量词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刘凯对本书中的人称代词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 赵敬对书中的巴人词、蜀词进行了考证和解释。 万曼露的《《华阳国志》文学语法研究》对书中的量词、判断句、被动句、动补结构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华阳国志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华阳国志》从语法等方面入手。 。

在文献方面,研究的重点是《华阳国志》中的各种诗词、谚语和神话传说。 例如,朱朱首先分析了《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10首巴诗,将其分为四类。 刘崇来论述了《华阳国志》中收录的各种诗谚的历史价值。 刘福生认为《华阳国志序》中的“曰”是一首藏头诗,并作出了解释。 王怀成考证了《华阳国志》中记载的42首歌曲、诗歌、歌谣、谚语的作者和创作年代。 敖以昌、谈晓华将《华阳国志》中的神话传说分为三类进行分析研究。

4、历史资料研究

《华阳国志》记载了上古至永和三年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个人事迹、国家形成、经济发展、风土人情等。东晋时期(347年)、物产资源等内容,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学术界历来对本书的史料十分重视。 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撰写了《蜀王列传》与《华阳列传》记载的蜀史事件一文,这是他首次对《蜀王列传》和《华阳列传》记载的蜀史事件进行比较研究。 《华阳国志》与其他书籍中的记载,差异较多,独创性较少,后世学者充分认识到《华阳国志》中史料的价值。研究东晋以前巴蜀政治史,以及中国古代西南经济史、民族史,刘谷生还撰文论述《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认为该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研究夏商周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活动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的资料。《刘崇来、徐世端主编的《华阳国志》研究》依次整理了史料《华阳国志》从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人物等方面对《华阳国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

正是由于《华阳国志》信息丰富、史料价值高,许多学者根据书中的记载,结合书中的记载,对西南地区的民族、风俗、人物、文化、地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其他材料。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简要概括如下:(1)民族方面。 吴国盛论述了《华阳国志》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论述了秦汉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赵新宇对《华阳国志》中的“宾岗吉白摩沙依”提出了新的观点,进一步认定“摩赛依”就是现在的纳西族。 王明科与笔者均根据《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探讨了巴蜀地区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变迁问题。 (二)民俗风情。 石建群以《华阳国志》等文献为基础,探讨了古代巴蜀世界习俗演变的轨迹以及影响世界习俗演变的原因。 杨英通过查阅书中的资料,分析了东汉巴蜀地区士族的发展状况、活动模式和影响。 匡天权通过统计书籍中的复仇记录,揭示了汉代蜀国盛行的复仇社会风俗,并分析了其特点和成因。 彩英和罗叶开对书中有关原始崇拜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总结,勾勒出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时期原始崇拜的概况。 罗叶开还在《华阳国志》中考察了各种巫术。 (3)性格方面。 高大伦认为,《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九爷”应该是女娲。 沉立宾根据书中的记载分析了巴蜀地区的人物分布格局,并根据人物传记论述了巴蜀的文化教育、学术和社会道德。 (4)文化方面。 刘谷生、刘崇来通过《华阳国志》的相关记载和考古资料论述了古巴蜀在不同历史阶段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她们探讨了巴蜀诗歌、谚语的文献价值和文化意义,也分析了汉晋时期巴蜀的女性文化。 特征。 (5)地理。 华林甫将《华阳国志》中出现的地名分为五类进行讨论。 白立军根据书中的相关记载,简要介绍了西南丝绸之路的早期情况。 此外,孟文通、徐仲舒、童恩正、邓绍钦、任乃强、孟默、游忠、李绍明、龙辉、段誉、蓝勇等许多学者在研究《华阳国志》时都引用或分析过《华阳国志》。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了阐述。 》史料不再赘述。

五、张参及其思想研究

学术界也对《华阳国志》的作者常旭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 至于张楚本人,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收藏图注序》中专门介绍了常楚的身世和写书动机,并为他编撰了年表,为后人研究张楚和张楚提供了依据。 《华阳国志》。 “杨国志”提供了便利。 此外,刘崇来、陈晓华等人介绍了常泉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和书籍写作背景。 刘崇来还论述了常全编史的目的和态度。

对于张灿的思想,学界关注的焦点是他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 在史学思想方面,陈晓华论述了常旭求真教训、创新文体、重视记录地方经济和科技的史学思想; 杜志文进一步概括了常旭的世界思想、大一统思想、人事宗旨、人战胜自然的力量等思想。 史学思想; 徐士端从《华阳国志》的女传中分析了常灿独特的历史知识。 在政治思想方面,学者们看到张楚有着鲜明的统一思想。 陈晓华进一步论述了常楚的大一统思想、以人为本的思想和重功用才的思想。 另外,《华阳国志》记载了西南多个民族的地理分布。 李小龙由此论述了常绪的民族地理学思想及其与司马迁、班固思想的区别与联系。 笔者根据有关记载,从夷夏观、国家统一观、国家地理观等方面分析了张楚的民族思想。 可见,目前对张灿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上。 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如民族思想、地理思想、经济思想等)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学界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史籍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学术界已收集了大部分版本的《华阳国志》,并较为清晰地梳理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刘琳、任乃强等人的校对功底深厚,为本书的组织和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语言、文学、史料、作者思想等方面也有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当然,《华阳国志》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特别是在史料研究方面。 首先,本书记载了大量丰富的史料,特别是社会、经济、地理、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记载。 但目前学术界对一些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有的甚至还没有涉及。 因此,今后应充分挖掘数据,拓展研究内容,加强对经济、社会、文化、作者思想的研究。 其次,在研究相关问题时,除了《华阳国志》中的记载外,还应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利用考古资料,甚至进行实地考察,使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相结合。调查可以互相印证,这样我们就能得出更全面、更科学的结论。

作者简介:张勇,四川外国语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摘自《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04期。